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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考古有了哪些新發現?三大考古遺址露“真跡”
太原宣傳網 2016-11-17 18:10  來源:

晉陽古城、河津固鎮宋金瓷窯、蒲州故城

考古工作對于公眾而言,是神秘的。但真正神奇的是考古項目背后的歷史,那些遠離我們的歷史和人文景象,在考古工作者的鉆探和研究下日漸明晰,從而讓我們感知到了歷史的文明和傳承。13日,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舉辦的“山西2016年隋唐宋元重要考古發現現場會”在龍城舉行,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以及北京、陜西、湖南等地的考古專家們濟濟一堂,共同見證我省在2015—2016年度重要考古項目的成果。

晉陽古城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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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晉陽古城遺址:有可能是隋朝“晉陽宮”所在地

晉陽古城,被譽為中國的龐貝城。它的歷史無須贅述,是太原建城2500年的實物見證,但它的“前生”似謎似霧,因為不同朝代都在這里建都,可是建筑遺址在哪里?都有哪些建筑?這些問題始終不明晰。不過從2015年開始,省考古研究所與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晉陽古城遺址西北部,南距明太原縣城北城墻350米,西距晉陽古城西城墻830米處進行發掘,發掘面積多達10000平方米,發掘出東、西兩組大型建筑基址。值得雀躍的是,在一處建筑基址內出土了一塊殘碑,上面寫著“隋之晉陽宮”的字樣,讓考古工作者判斷此建筑基址有可能就是隋代時期的晉陽宮,是當時的皇家宮殿。

與以往成果匯報會不同,這一次,專家們整體移步到晉源區晉陽古城的考古現場。這是一個龐大的考古工程,很多專家見到10000平方米的考古現場,都驚嘆于山西的“豪邁”,更驚嘆于古晉陽城的恢弘。整齊劃一的、距離地表十米左右的探方,滲透著歷史文明的依舊泛青的方磚,還有體量很大的柱礎石,不難看出來,這些現存的一切遺跡承載了一個時代的建筑和文明。順著工作人員的指引,記者和專家率先來到西組建筑基址。看著或稀疏或密集的一塊塊探方,真讓外行人摸不著頭緒,但這是一塊布局較為完整的建筑,從暴露出來的方磚、柱礎等遺存來看,能“拼”成一個院落。據工作人員介紹,整組建筑由左右兩側房屋組成一個封閉的多進院落,建筑有院墻、道路、山門、3個庭院、10個殿堂和4處廊廡組成,左右建筑以3間為一組。“這組建筑遺址始建于晚唐,毀棄于五代末,建筑基址被廢棄后一直都是用于耕種的,所以整體布局保存得基本完整,給我們帶來很大的驚喜。”按照工作人員的介紹,這是建筑基址保存完好的最主要原因,但放在一千多年前,宋太宗趙光義火燒水灌晉陽城之后,宋代皇室是不會讓老百姓隨便在晉陽古城舊址上建造房屋生活的,他們認為晉陽古城是“龍脈”所在地,怕在這里會誕生新的龍脈“復仇”。也正是因為這一點,老百姓是沒辦法在這里蓋房子了,他們只能把一些建筑材料拿回家,去別的地方重建家園,所以在考古工作中,出土的文物和遺存特別少,那些形制過于龐大的,抱不走的柱礎石才會被埋藏在地下,周而復始地“沉睡”千年。

其實,在西組建筑基址中,還有讓人雀躍的一點,那就是出土物,在七號殿址廊前灰坑中出土的金剛經殘碑,在六號與八號殿址之間出土的大量記事殘碑,其上文字有“迦殿”等和佛寺相關內容以及帶“敕”字殘碑。在二號殿址西出土有“善之祥兼固……即隋之晉陽宮……特命良工塑北方……雄異也武皇……”的殘碑。由此可推斷此建筑為皇家寺廟建筑,建筑內有天王殿、釋迦殿等。建筑基址周圍出土有經幢殘段、精致的石雕建筑構件、日用瓷器、吻獸以及大量磚瓦等。通過對出土遺跡及遺物分析,判斷此寺廟建筑為大型寺廟建筑的一部分,修建年代為晚唐,唐武宗時期受到破壞,但五代仍在使用,最終毀滅于宋初。

或許,你看慣了考古人員一臉嚴肅,眉頭緊鎖的模樣,不過他們也有笑逐顏開的時候,那就是發現二號殿址內著有“隋之晉陽宮”字樣的殘碑。為啥呢?因為“晉陽宮”這3個字。如果單純看“隋之晉陽宮”字樣,說明這個地方就是隋朝時期晉陽宮的城址,鑒于西組建筑始建于晚唐,有可能是先有了晉陽宮建筑,皇家寺廟最后在晉陽宮舊址上建造了起來;此外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晚唐復建或者留存了隋代時期名叫“晉陽宮”的建筑。之所以說“晉陽宮”很重要,那可是皇家宮殿,地理位置絕佳。據史料記載,考古工作者曾站在二號殿址上看,能清楚看到蒙山大佛的佛頭,當權者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修建蒙山大佛時的工程進度。《北齊書》載:“鑿晉陽西山為大佛像,一夜燃油萬盆,光照宮內”。這個宮指的就是晉陽宮,也就是說當時在晉陽宮內,能看到佛像前燃燈塔的光亮。沖著這點線索,考古人員站在二號殿址上,看到的依然是蒙山的山脈,稍有偏差,就會被別的山脈阻擋……從如此絕妙的地理位置和布局上看,晉陽宮或許就在此地。

西組建筑往東的100米是東組建筑,整個東組建筑基址分為3個時期,即在這一塊土地上有3個時代的歷史遺跡和文化遺存。最晚一期始建于東魏,經過北齊、隋,最后廢棄于唐,平面布局為四周房屋圍合而成的院落,最讓人感慨的是院中的排水渠,曲折回繞,回繞處的方磚堆砌得很圓潤,讓人驚嘆于古人的智慧和工匠的技藝。第二期建筑,為北朝建筑基址之下,時代為魏晉十六國,發現有大型窖穴及房址等遺跡。最可貴的是,考古人員還在地窖里發現了種子;最早期的建筑基址,也是最底層的建筑基址,疊壓在魏晉十六國建筑基址下,主要有一些距今快2000年的漢代房址和水井。在參觀中記者目測,漢代遺跡距離地表的高度近20米,而那一口口水井,從挖掘層到出水層深達10米,在考古工作人員挖掘出的那一刻,竟然還有地下水……

晉陽古城的考古發掘是一項大工程,從其建成到廢棄,連續使用1500年,而距今又有1000多年的歷史,地址沒有大的移動,突然的焚毀和后期破壞較少,使其成為城市格局保存完整、文化遺存埋藏豐富的古代城市遺址,從20世紀60年代,宿白、謝元璐、張頷等考古界的大家們就先后對晉陽古城遺址做過調查;從1991年開始,新一代考古人進駐晉陽古城遺址,開始重新挖掘,有的考古工作人員直至退休都在這方土地上奉獻著自己的智慧。可喜的是,本次對兩組建筑基址的發掘,揭示了不同時代同一區域的不同類型建筑,對于研究古代建筑的布局與演變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晚唐大型寺廟建筑,完整和清晰的建筑平面結構,在隋唐佛寺考古中較為少見。發現的“隋之晉陽宮”殘碑資料,推斷發掘區應是隋代晉陽宮所在區域,這對于進一步了解晉陽城不同時代的布局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B 河津固鎮宋金瓷窯址:宋代細白瓷的盛產地

山西是出瓷器的地方,唐宋遼金元時期的山西古陶瓷別具一格,地方特色鮮明。如長治八義窯的紅綠彩、平定窯的白釉印花瓷、懷仁窯的油滴釉和剔刻花等。山西河津的固鎮瓷窯址,則盛產細白瓷。很多遠銷海外,甚至被各大博物館收藏的細白瓷與此窯口出土的瓷器相同。

河津窯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地處汾河與黃河匯流的三角洲地帶。有關河津窯的文獻記載相對較少,僅在個別明清文獻中略有提及,迄今為止在河津市共發現北午芹、古垛、固鎮和老窯頭4處瓷窯址,窯址的時代自北宋延續至清。2016年3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對4處瓷窯址展開區域性系統調查,摸清了4處瓷窯址的分布范圍及保存現狀,并在老窯頭遺址周邊山體發現較大規模的瓷土礦。

固鎮瓷窯址共計發掘1039平方米,清理制瓷作坊4處、瓷窯爐4座、墓葬1座、水井1處、灰坑35個,出土數以萬計的瓷片、窯具,以及一定數量的陶器、銅錢、鐵器、骨器等,時代為宋金時期,以金代遺存為主;制瓷作坊多為窯洞式,作坊底面遺存保存較完整,有澄泥池、沾漿缸、灶址、石磨盤、石臼等遺跡、遺物,涵蓋原料制備、制坯、晾坯等環節;瓷窯爐均為半倒焰式饅頭窯,由通風口、扇形單火膛、窯床及雙煙室組成,不同之處在于通風口的位置、窯床及煙室的結構及大小等。出土可復原瓷器千余件,瓷器品類有粗白瓷、細白瓷、黑醬釉瓷及三彩瓷,器形有碗、盤、碟、罐、枕、盆、瓶、盒、器蓋等,從上面能看出來當時的裝飾工藝,不僅精美細致,而且花紋樣式也較為雅致,體現了工匠嫻熟的技藝。其中北澗疙瘩地點出土的北宋細白瓷,胎白而細密、堅致,釉色瑩潤,造型簡潔大方,可媲美定窯白瓷。通過對此地點瓷片標本的X熒光分析,顯示其燒成溫度可能極高,白度不遜于邢定鞏白瓷,代表了同時期較高的燒造水平。

固鎮遺址發現的制瓷作坊及瓷窯爐,填補了山西地區無相關制瓷遺跡的空白,為研究宋金時期河津窯的制瓷流程、燒窯技術、裝燒方法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考古工作者還收集了很多細白瓷的資料,其中在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日本靜嘉堂文庫、北京故宮博物館收藏的瓷枕從形制到質地都與固鎮宋金瓷窯出土的瓷器類似,為國內外相關的瓷枕藏品及出土品找到了燒造出處,同時對研究河津窯的瓷器外銷有重要價值。

C 蒲州故城:一段城墻址證明唐代蒲州城

蒲津渡與蒲州故城遺址位于山西南部永濟市西三十里的蒲州鎮境內,始建于北魏年間(386-557年)。1958年國家建設三門峽水庫時,蒲州故城部分遺址被水淹沒,現存的遺址由內城和外城兩部分組成,東西長2.49公里,南北寬1.71公里,占地面積4.26平方公里,是研究中國古城垣歷史發展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200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在今年的考古發掘中,工作人員對在西城內西北部進行了大面積發掘,發現一段夯土城墻,證實了唐代蒲州城的存在。

這段城墻位于地表1.5米以下,考古發掘對夯土進行了完整的揭露和局部解剖:根據夯土的土質土色、夯層厚度、夯窩尺寸以及夯土結構形態等信息,確認夯土城墻從北向南可分為6部分。從北向南編號夯1-夯6。根據城墻夯土的土色、出土遺物及夯土之間的疊壓關系,最早修筑城墻時利用了原有的生土高臺,將生土臺稍作修整后作為墻芯,再依次在生土臺的南側增筑夯3、夯4和夯5,形成城墻的主體。其中,夯3為城墻的原筑夯土,夯4、夯5為補筑、增筑形成,有規整坡面。此后在城墻北部增筑夯1、夯2,在城墻南部增筑夯6。夯1、夯2、夯6內出土白釉玉璧形足瓷碗殘片、蓮花紋瓦當、開元通寶等不晚于唐代遺物,夯3、夯4、夯5出土雙耳小口矮領陶罐,素面繩紋里板瓦、筒瓦等不晚于北朝遺物。

考古工作者根據出土遺物判斷城墻始建于北朝,唐代沿用并進行了大規模的增筑,宋金時期該段墻體被廢棄,改為建筑基址使用。蒲州故城遺址新發現的城墻證實了唐代蒲州城的存在,其年代還可以上溯至北朝時期。據文獻記載,蒲州北魏時置雍州,東魏改置秦州,北周改秦州置蒲州,唐代曾為中都,升為河中府。

這段城墻的發現為確定北朝至唐代蒲州城的位置、分布范圍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線索和依據,對進一步探尋北朝-唐代蒲州城的規制布局、探討蒲州城址的沿革、變遷以及蒲州故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記者 孫軼瓊)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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